文學理論論文 對董秋斯文學翻譯成就探究

董秋斯畢生取得的翻譯成就

　　盡管中論文修改國翻譯實踐歷史源遠流長，但中國翻譯理論的體系性卻顯得相對薄弱，往往只是個別翻譯者對自我實踐的總結，常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早在1950年，董秋斯先生就在其《翻譯批評的標准和重點》中特別強調，反觀中國，翻譯史雖有幾千年，翻譯者也以千計，但專門研究翻譯的人卻奇缺，翻譯多為片斷的經驗之談與供臨時參考的條例。盡管這些名貴的經驗有很大功效，但是終究不能自成體系，不是廣泛調查研究之大成。由此可見中國翻譯理論問題之所在。在1934年，董秋斯先生由於長期過度勞累，其病情不斷加重，最終導致了本身的右肺完全被壓縮，被迫截去八根肋骨。自此之後，在上海生活的11年中，除下治病與開展地下工作之外，董秋斯先生將本身的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翻譯引介外國文學作品的事業上來了，開始不分晝夜地為中國民眾奉獻本身用生命換來的名貴精神財富。在這一過程中，對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翻譯是費時最多的，要堅持原著的語言風貌，130多萬字的巨大翻譯工程是從1938年就開始翻譯的，1949年該書的上半部得以出版，再到1958年最終完成。這是一論文翻譯項多麼需要堅韌的毅力與扎實翻譯功底的工程。後來，茅盾先生也指出，與舊譯本相比，董秋斯的英文轉譯本更好。董秋斯先生還翻譯了列昂諾夫的長篇小說《索溪》，向中國人民譯介了該書中描繪的上世紀30年代在索溪原始森林的蘇聯人民如何與大自然作鬥爭並最終建起一座大型造紙廠的動人故事。

　　董秋斯先生一生待人真誠、勤勞樸實並且做事總是特別強調要全心全意，其對翻譯的態度也正好像他的為人處世。此外，董秋斯先生還翻譯過其他各國的諸多優秀作品，如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奧茨本的《精神分析學與辯論唯物論》（再版時恢復原名《弗洛伊德與馬克思》）、美國著名作家愛爾文？斯通的《傑克？倫敦傳》、加德維爾的《跪在上升的太陽下》與《美國黑人生活紀實》、多麗茲？萊辛的《高原牛的家》、保加利亞著名作家艾林？彼林的《安德列希科》、斯坦培克的《紅馬駒》與《相持》、以色列著名作家羅茲？吳爾的《安靜的森林》等英文論文。在1945年底，董秋斯先生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並當選為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中翻英翻譯與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此後，董秋斯先生在《民主》周刊發表了不少反對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的文章，還翻譯了西方一些進步作者撰寫的向世界傳播關於我解放區狀況的優秀文章，如《外國軍火與中國內戰》等。在1949年，董秋斯先生主編《翻譯》月刊，專門介紹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成就，廣泛傳達黨在文化方面的方針政策。之後不久，董秋斯先生出任“上海翻譯工作者協會”主席，負責發現和培養新中國的翻譯人才，團結國內外各種翻譯人才，大力提升中國翻譯界的翻譯水平。在1950年，董秋斯先生被調至北京，主編《翻譯通報》，負責聯系全國翻譯工作者、調查研究、交流翻譯經驗等。在1953年初，董秋斯先生親自出任中國作家協會創辦的月刊《譯文》（1959年更名為《世界文學》）的副主編[2]78。

　　總而言之，董秋斯先生十分重視翻譯的理論建設與組織工作，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就提出要著力建立中國本身的翻譯學的宏偉構想，其翻譯思想對其翻譯實踐具有重要影響。董秋斯先生畢生十分重視對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並一直親力親為地從事著這項偉大翻譯工作。董秋斯先生認為，翻譯工作並非不學就會的，翻譯的價值不在創作的價值之下，也是需要一定的能力和英文潤稿修養的，文學翻譯是一門不可缺少的再創作藝術。董秋斯先生指出，文學翻譯可以憑借科學闡述與研究找出規律性東西，因而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應該依靠集體之力搜集、整理、提煉翻譯移植之成果，並從中總結出體系化的翻譯理論。